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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的量化研究

2019-11-14 13:59 来源:未知

  在探讨近代中国国家宗教政策的研究中,很多成果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寺庙登记政策。⑤1936年1月4日内政部颁布《寺庙登记条例》,该条例共有18条,规定了寺庙登记的范围、事项、机关、程序、时限等,强调凡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独建之坛庙、寺院、庵观均应进行登记。对于登记机关,条例规定在县由县政府、在特别市以及市由公安局负责办理。对于处罚,条例强调寺庙若违反条例各规定,情节轻微者强制使之登记,情节重大者科以一百元以下罚款或撤换其住持,已有研究认为此为政府掠夺庙产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寺庙登记之举办,分总登记及变动登记二种。总登记每十年举行一次,变动登记每年举行一次(新成立之寺庙应于成立时申请登记,其登记手续与总登记同)。寺庙登记共三项:一、人口登记,二、财产登记,三、法物登记。寺庙财产登记包括寺庙本身及附属或享有之一切不动产、动产,法物包括宗教上、历史上或美术上有关系之佛像、神像、礼器、乐器、法器、经典、雕刻、绘画及其他应行保存之一切古物。为了便于登记与管理,内政部同时印制了极为规范、要求细致的《寺庙概况登记表》《寺庙财产登记表》《寺庙人口登记表》《寺庙法物登记表》《寺庙登记证》《寺庙变动登记表》《寺庙变动登记执照》。⑥

  对于寺庙登记条例,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条例的内容以及具体实践,高万桑凭借对北京市档案馆社会局所藏寺庙登记档案的考察与深入解读,敏锐指出在的众多宗教政策中,虽然调查程序是缓慢复杂的,寺庙登记并不像南方激烈的破除迷信运动那样具有即刻的威胁,但寺庙登记与控制是最具直接性的。[6]付海晏在《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中指出了国民政府社会局对寺庙登记的严格管理:在登记中,寺庙需要填写总登记表及财产、法物、人口等登记表,社会局还会派调查员赴寺庙实地调查,仔细核对每一个登记表格的具体内容。如在白云观第一次住持危机后,陈明霦依照规定向社会局申请登记白云观以及八个下院,社会局派调查员分别赴这九个道观一一查明,并与公安局原来的登记表互相比照,以确定是否漏报。1931年7月,社会局调查发现,与此前在公安局登记的资料相比,宽街关帝庙少了一本功课经、悟真观漏填三株大楸树(每株直径三尺)等。在《寺庙登记规则》颁布后,寺庙财产、法物、人口还需要每年进行变动登记,正常的寺庙维修也必须登记。如安世霖1939年10月底向社会局呈报照旧修建宽街关帝庙东院一间正房、添盖南平台二间以及砍伐死树一棵,社会局派人调查核实后方拟照准。与寺庙财产、法物登记相比,人口方面的变动登记或许对于一个道观的未来而言更具有影响力,原因在于住持更迭即是人口变动登记的核心内容,白云观的第二次住持危机正与此有关。只有安世霖的暂代住持申请被批准后,他才被获准代表白云观申请寺庙登记。因此,虽然官方可能并不经常检查寺庙,但包含了丰富内容的寺庙登记赋予了社会局管理寺庙的重要权威。

  1998年北京市档案馆将该馆所藏北京寺庙登记档案整理汇编为《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出版,此书以北平市政府于1928年、1936年和1947年进行的三次寺庙登记档案为主要内容,其中1928年共登记寺庙1631个,1936年共登记寺庙1037个,1947年共登记寺庙728个。该书没有完整收录所有寺庙登记表,而是以寺庙登记概况表为主,参照不动产、法物两种登记,以文字叙述方式公布,包括庙名、坐落地点、建立年代、庙产情况、管理状况、法物情形。北京寺庙档案史料以及北京市档案馆档案的开放利用,为学术界以计量方法、从多学科进行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有习五一、李孝聪、董晓萍等几位先生的开创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习五一的《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解析》,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1928年、1936年和1947年三批政府寺庙登记档案,考察了近代北京寺庙的总量和儒释道的比重,解析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她的研究表明,1928年北平市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数量超出《北京寺庙档案史料》1631座的记载,至少应有1696座。在近代京城社会转型中,虽然传统宗教文化总体上呈衰退趋势,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柱,儒家宗庙文化具有深厚的生存沃土,汉化佛教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道教信仰依然在民间社会繁衍流传。通过分析1928年北平市局登记的1631座寺庙档案,大多数较具规模的寺庙均供奉多位的神灵,儒、释、道各方神灵共祀的现象十分普遍,全市各类寺庙主祀的神灵众多。总数居前16位的寺庙为:关帝庙、观音寺、七圣祠、五圣祠、龙王庙、娘娘庙、真武庙、土地庙、三圣祠、火神庙、药王庙、地藏庵、九圣祠、财神庙、弥勒寺、吕祖祠。从计量史学的角度,考察近代北京寺庙的数量及儒释道的比重,仅仅是研究近代北京宗教文化的一个侧面。要想了解在近代京城社会转型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渐衰与变异,儒家文化深厚的持续性,汉传佛教的生命力,道教俗神的民间化等等,均需要更广泛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入的探索。[7]

  北京大学李孝聪根据以来政府和学术机构对北京寺庙的调查统计资料,以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北京城市庙宇的梳理、分布、建筑、地域等历史特征,强调宗教信仰空间在城市记忆中的角色。[8]在该文早前的一个版本中,为了回应文化叙述如何与历史地理资讯(HISGIS)相对话,曾提倡从庙宇调查史料入手,与元明清京师寺庙分别进行对比,统计以来哪些学校曾经是庙宇,哪类庙宇不再作为宗教信仰空间,从而诠释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空间发生的变化及原由。[9]

  何岩巍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06年京师厅《北京外城寺庙调查表》(仅包括外城西城部分)、《北平寺庙通检》和《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等为核心史料,探讨了外城西部寺庙的历史变迁,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寺庙的历史变迁有其固有的变化规律,虽然佛教寺庙和那些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关系更加紧密的民间寺庙,在时期逐渐丧失了配合官方的教化作用,变得不再重要,但是正统的佛教寺庙相比于民间寺庙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独立地位。[10]

  前述研究成果,尤其是习、李二人的研究中,尽管都以北京档案史料为其研究的核心史料,但是也都充分注意到这一档案史料在统计近代北京寺庙数量中存在诸多漏登等情况。李孝聪的研究特别梳理了时期不同市政当局以及学术机构所主持的寺庙调查,包括现今图书馆所藏有关寺庙的文献,在史料整理方面是极为重要的贡献。习五一的研究侧重从量化角度探讨北京寺庙儒释道的比重,富有开创性、系统地对寺庙供奉神灵的种类研究,直接修正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施舟人的研究。施舟人从祭祀神灵属性角度进行分析,将现代学者所界定的民间宗教神灵,如关帝、碧霞元君、城隍、土地等,均认定为道教系统(统计《北平寺庙通检》所列的948座庙宇,施舟人认为道教寺庙有377座,占总数的39.76%)。在研究中,习五一特别强调要根据当时政府的职能机构和社会宗教组织对各类宗教寺庙分类,在仔细统计了1936、1947年北京市的寺庙类型后,指出1936年共有佛教寺庙608座、道教寺庙101座、家族宗庙504座,分别占全市寺庙总量的50%、8%和42%;1947年有家族宗庙988座,占总数的51.4%;佛教寺庙800座,占总数的41.7%;道教寺庙132座,占总数的6.9%。对于这样的变化,她认为:30年代至40年代,经历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后,京城时局急剧动荡,社会危机意识弥漫,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势力上升,典型宗教文化佛教、道教势力有所减弱。但是,非典型宗教性的儒家文化根基深厚,在社会各阶层民众中,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据1947年政府统计,家族宗庙占京城寺庙总数的一半。对祖先亡灵的祭祀,成为动荡时期民众心灵的依托。

  李孝聪没有统计每次调查寺庙的综述,仅仅选择1929年进行研究。他的不完全统计表明,当时北京城内有文献档案记载的或建筑基址可靠的宗教信仰活动场所为1621座(少于习五一的统计),除不太好确定的庙宇类型外,儒教的坛、祠有52座,佛寺712座,道观589座,清线-1950年的全真教》一文中,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收藏有关庙宇名录的全部文献,推断北京地区大概5%的庙宇住有全线]

  李孝聪最具有创意的研究,是其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北京寺庙的建筑空间与宗教空间。根据《北京庙宇调查资料集览》,他统计了庙宇的朝向及其分区,结论表明传统坐北朝南的建筑形制在北京庙宇中仍然是最常见的,但是仅仅不到60%的比例说明时期很多寺庙不再遵守此例;相比内城,外城寺庙朝向的随意性更强。李氏还初步探讨了庙宇的地域结构:庙宇与城市地标、城市环境、商业及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庙宇承担了城市社会运作的部分职能。除李孝聪本人的研究外,在其指导下毕琼完成了《明清至时期北京城庙宇的历史地理研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年)。该文选取了明清到时期北京城中的庙宇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关注自元大都建城开始到时期北京城中庙宇修建、分布的过程和时代特征。其研究表明,从元代庙宇多皇家敕建到明代私修庙宇逐步出现,皇帝和宫廷中的皇后、公主乃至宦官在北京城中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建庙、修庙,再到清代私建小庙急剧增多,数百年间北京城的庙宇经历了一个数量由少到多、形制由规整到不规整的变化过程。随着的到来,北京城中的庙宇呈现急剧衰败化的趋势,庙宇的世俗功能覆盖了原有的祭祀功能。其写作过程中,使用了数种稀见的时期庙宇调查材料,而对《乾隆京城全图》等古地图的使用,以及从建筑学和制图学角度判识庙宇对城市风貌的影响被视为该文的重要特色。毕琼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以庙产兴学为出发点,从空间与景观角度来考察城市近代化建设,并进而初步探讨了城市文化、市民思想观念。

  与此前研究不同,董晓萍及其研究团队长期与法国著名汉学家施舟人、吕敏等合作研究“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取得丰硕成果。自2004年7月“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与社会史”项目立项起,法国远东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共同开展了田野调查、碑文和档案整理工作,尽量使用诸如碑铭、文献、明清或档案以及田野调查资料等,描述寺庙建筑的存废情况,追溯寺庙活动,重构寺庙历史。《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已出版三卷)即是嘉惠学界的重要成果。除此共同研究外,董晓萍及其团队完成了《流动代理人:北京旧城的寺庙与铺保(1917-1956)》(《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杰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推动北京内城寺庙碑刻数字化等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2009年其团队成员鞠熙出版了《数字碑刻民俗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集中论述了京内城寺庙碑刻记载的民俗文化以及个案研究,包括碑刻隐含的政府管理与行业权力关系、碑刻背后的宗教寺庙与民间商会关系、碑刻传承的僧人组织和公共领域关系。基于北京内城寺庙碑刻民俗数据的处理,他们也初步讨论了数据库的基本思路、框架与结构、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标准理论与检测等重要问题,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黎志添主持的中大道教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该博物馆主要收集了广州及其周边13个州县共150座道教庙宇的资料。这些资料大多以历史文献、建筑、神像及碑文记录的形式(包括至今尚存且未发表的拓本及从田野调查获取的碑刻文字)保存下来,或是来自地方志、道士和省县市档案馆的档案数据,也包括历史地图以及科仪文本。该道教数字博物馆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广州道教庙宇数据库目录,并录入电子档案,同时利用GIS建立了一个合适的展现平台和管理系统,用于维护、整理、展现和分析相关庙宇的空间和历史特征。该博物馆有助于推动道教和相关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研究,以使道教及中国宗教研究学者,甚至广州城市史的专家学者能够通过追溯单个庙宇的发展和地理变化,对所有广州庙宇的地理分布及其与周边的社会经济环境、人口发展、景观和环境的时空关系做定量的分析。[12]

  关于近代寺庙的研究,成果较多,此不赘述,特别需要注意的有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董晓萍(《明清至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论文集》等人的研究成果。

  尽管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有关近代中国寺庙的研究在史料、研究内容以及方法等方面均取得了极好的成果,但同样留下了诸多重大的研究空间。如果能构建一个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从近代寺庙财产而言,相对于中古时期寺院经济研究得到高度重视以及成果迭出,有关近代寺庙财产的研究多集中在庙产兴动方面。对于近代寺庙财产的整体概况,除了可以发现部分个案研究外⑦,我们一无所知。事实上,近代寺庙登记表有极为详细的财产登记,部分寺庙档案还仔细列出所有动产、不动产的区域、四至、价值。如果能够收集完整并科学规范地建立数据库,我们对于近代寺庙财产的来源、规模、结构、运作等问题即可有较为重要的认识。

  二从近代寺庙人口而言,尽管此前的研究对于近代佛教、道教的人口总数有初步的研究,但首先这些数据只是总数的初步统计;其次总数的统计并非长时段的系统研究;最为关键的在于寺庙人口的年龄、省份、出家年月等问题,除了部分文献有定性描述外,缺乏定量的整体研究。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寺庙登记档案中的寺庙人口登记表,同样可以实现科学的定量研究。

  三从寺庙法物角度而言,已有的研究,特别是习五一讨论近代北平寺庙信仰类型的研究得以成功,乃基于其来源于寺庙登记中法物登记的核心史料。法物登记包括寺院器物(包括神像等法器),以及重要的图书史料。笔者利用白云观登记表中的图书目录,结合宫观住持的个人文献,初步探讨了道观道士的精神世界。[13]如果进一步构建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完全可以通过其寺院藏书探讨近代寺庙的宗教知识以及精神世界,如果我们跟吴亚魁最近统计的上海所出版的宗教出版物做比较研究,相信会有诸多有趣的结论。

  四从宗教地理而言,高万桑、李孝聪以及梅莉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近代宗教地理问题,或是道教道观的分布,或是寺庙的建筑与地理空间,或是香客的区域与进香路线。但在缺乏近代寺庙总数、寺院分布完整统计的前提下,有关近代寺院宗教地理的研究不可避免存在诸多限制,而这也正是亟待构建寺庙登记表数据库的重要动力。

  五是从个案与整体研究而言,有关寺庙的研究多为个案,即便是习五一、李孝聪、董晓萍等先行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北京,其中《北京寺庙档案史料》的出版以及北京市档案馆的开放使用无疑是重要的原因。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寺庙登记是时期全国性的行动,最近笔者在《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利用了建国初期的部分寺庙调查史料,注意到孔夫子旧书网曾拍卖过包括白云观在内的1950-1960年代北京地区寺庙登记表。这表明建国初寺庙登记同样存在。此外,各省市,包括台北“国史馆”都藏有极为丰富的近代寺庙登记档案,如果我们期待有整体性的研究,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寺庙登记表数据库。

  六是从比较研究而言,已有的比较研究多在佛教道教之间,对中国其他宗教、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仍极为缺少。最近,经济学者通过量化研究的方法成功研究了教问题。不同于历史学或宗教学的研究,为了了解教究竟对中国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一重大问题,北京大学颜色和他的合作学者收集了1743个县的资料,包括历年人数、水灾与旱灾频率、人均收入、人口、平均寿命、教育水平、识字率等信息。他们发现,在1920年占比越高的县,到2000年其人均GDP明显越高。在考虑到气候、自然灾害及其他地理因素后,这一结论照样成立。颜色的数据也表明,从1900年到1920年间灾害冲击越大的地方,的数量增加得就越多。为什么占比越高的县到2000年反而越富有呢?颜色严谨的量化研究发现:教育普及是教占比越高、收入越高的主要原因,教会越多的县,其对20世纪人力资本的提升贡献越大。[14]

  近代寺庙登记表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涉及历史学、都市学、历史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学、档案学、经济学、法学及法制史学、宗教学、教育学、公共医疗学以及新文化史等领域,充分具备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研究价值与极有可期的研究空间。努力以全球化、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借鉴历史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充分发挥传统实证史学、比较研究、总体研究的方法基础上,利用量化数据的研究方法,尝试构建近代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将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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