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 2019-09-10 23:24

  什么是“文化大”的理论?《决议》明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是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纲领性文件的《五·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下继续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下继续’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可以说,“文化大”的理论,就是我们党《决议》中所说的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下继续的理论”。

  我们党是如何给“文化大”定性的呢?《决议》指出:“‘文化大’的历史,证明同志发动‘文化大’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实践证明,‘文化大’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对“文化大”的定性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此定性,我们党才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才有此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的呢?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对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

  从一定意义上讲,把对自己一生的评价简化为“两件事”,是有一定道理的。“两件事”中的第一件,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讲,完全可以“定论”。至于“两件事”中的第二件,绝大部分同志依然拥护和维护《决议》精神;但毋庸讳言,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看法,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会延续不少年月,甚至也可以说,直到阶级的完全消亡。